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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铁骊:风吹榕树沙沙响

2019/9/21 2:52:15

谢铁骊:风吹榕树沙沙响

引言

长期以来,中国电影界有着著名的“南谢北谢”之称——谢晋和谢铁骊。7年前被称“南谢”的谢晋走了,享年85岁;2015年6月19日,“北谢”谢铁骊也故去,享年90岁。至此,“南谢北谢”的离开带走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时代……

 

几年前我打电话给谢铁骊导演告知要拜会与采访他时,谢老热情而爽快地告诉我他的住址,末了又加了一句:“如果找不到,再打电话来,我下楼去迎你。”一个“迎”字,让我一下便拉近了与他的距离。见到他,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,是谢老家简朴而整洁,他已年过八旬,还在勤奋地学习与工作。一眼望去,他书房里书籍成堆,桌子上是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迹的手稿……

 

如今,谢铁骊已离我们远去,我国电影界又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,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师长。他的离去勾起了人们无限的追思……当我们走近这位艺术生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老影人时,我们看到的是他对新中国电影的无比热爱和对艺术的执著追求。

 

“我幼年时,家住小城市,那里没有电影院,只有座小戏院,后来因战乱,就更没有机会去看电影了。”

 

从影前没有看过完整的电影

 

1925年接近岁末的一个冬日,谢铁骊出生在江苏淮阴一个小职员家庭。

 

6岁那年,谢铁骊被送到私塾念书,从百家姓、三字经起步,一直读到论语、孟子。读了三年后,父母觉得不能老在私塾读书,就把他送进了当地的一所小学,经过考试,谢铁骊插班到了三年级。但是只读了三年,他便辍学了。

 

1937年夏天,日军从东海进攻中国,开始了对淮海地区不停歇的空袭轰炸。那时,人们天天躲敌机。谢铁骊回忆说,当时警报一响,大家就把两张桌子拼起来,再在桌子上盖两床棉被,人就躲在桌子底下,这种办法只能预防因轰炸时房屋倒塌而导致的伤亡,如果真是一颗炸弹扔到了上面,那下面的人恐怕就没命了。

 

1940年秋天,江苏北部淮海地区开始逐步建立根据地,在长兄的带领下,谢铁骊进入了淮海军政干部学校,在这个学校中,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、经济学等课程。短短的几个月,对谢铁骊一生的信仰和追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刚参加新四军时,谢铁骊才满15岁。

 

回忆起自己当初从事电影的机缘,他解释说并不是像现在很多年轻人那样,凭借自己的兴趣去选择的。“那时部队管组织的领导找我谈话,说中央有指示,要从各个区抽调文艺骨干,去充实电影业,于是我就奉命进了北京。说实在的,那时自己在电影方面没有什么远大理想,部队领导让我们干什么,我们就坚决执行去干什么。”

 

在这之前,谢铁骊极少接触过电影。他回忆“我幼年时,家住小城市,那里没有电影院,只有座小戏院,后来因战乱,就更没有机会去看电影了。”谢铁骊第一次看电影,还是由美国人放映的。“那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,国共正在进行谈判,美国人也参与了谈判。我在淮阴,正好参与谈判的美方有个放映机,就给我们放了场电影,片名都记不得了,只记得是一个滑稽戏的默片。”但没放多长时间,放映机就突然坏了,他们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修好,只得作罢。

 

于是这个记不起名字的默片片断,就成为了谢铁骊人生中与电影的第一次接触。

 

夕阳西下,渔船归航,桅杆白帆渐渐从地平线升起,34岁的谢铁骊像个小学生做出一道题一样,大声地告诉别人:“你看,地球是圆的!”

 

铁骨铮铮,骊歌载道

 

交谈中,我无意中问起他名字中的“铁骊”二字的含义,他兴致勃勃地说:这个名字是他大哥谢冰岩替他起的,他从没有碰到过和自己同名的人。“铁”即铁骨铮铮,有钢铁般的意志。“骊”出自《诗经》,取骊歌载道的意思。他自己确实没想到这些后来都应验了。

 

1950年2月谢铁骊被调到文化部电影局创建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,这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,任演员班班主任。他感慨地回忆道:“其实我是现学现卖。找了很多书看,查了很多资料,还请了外边的电影专家来上课,我也听,在这期间学到很多东西,增长了知识和才干。”1952年成立演员剧团时,他出任副团长。之后调进北影厂改行干电影导演。

 

拍摄于1959年的《无名岛》是谢铁骊第一次独立执导的影片。那期间,谢铁骊经常独自一人来到海边。整个摄制组都在海滩上驻扎,晚上睡觉还要盖棉被。每天早晨,身上盖的被子都是湿的。只有白天把被子拿出来晒,白天晒不干晚上就接着盖湿的。当地人告诉他们,在海边晒被子必须在下午4点以前收,不然被子还会被潮气打湿。但紧张的拍摄哪还能顾得上收被子呢,所以被子一直是潮湿的。虽然苦一些,但这还是让谢铁骊感到兴奋不已。以前他只是通过书本知道地球是圆的,并给出了验证的方法,但毕竟眼见为实。夕阳西下,渔船归航,桅杆白帆渐渐从地平线升起,34岁的谢铁骊像个小学生做出一道题一样,大声地告诉别人:“你看,地球是圆的!”

 

从影几十年来,谢铁骊拍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影片,其中有《暴风骤雨》、《早春二月》、《海霞》、《今夜星光灿烂》、《知音》、《红楼梦》 等30余部。曾和他合作过的老一代电影演员于洋说:“一个艺术家如果有5分艺术才能,就需有6分组织才能。老谢把部队里走群众路线这个好作风运用到了艺术创作上。”

 

“为什么专挑我去拍样板戏呢?一方面因为我拍过《早春二月》,上面觉得我还有一点艺术细胞; 另一方面是我15岁就参加了新四军,尤其是我从来没有到过上海,江青最怕在上海呆过的人。”

 

为了艺术“据理力争”

 

1961年,由谢铁骊导演的《暴风骤雨》上映后佳评如潮。北影厂特奖励他到北戴河去疗养,他就带着一摞“五四”运动以来的优秀作品去了北戴河,最后他决定把柔石的小说《二月》搬上银幕。

 

电影《早春二月》却被扣上了“资产阶级‘人性论’”的大帽子,很多学校和单位组织去看,看后再进行批判,如果批判不深入,再批判。这种批判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彻底结束。这部影片在香港获得的评价是“美丽的电影”。1983年,《早春二月》 又获得了葡萄牙第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。

 

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,8个样板戏他拍了5部。1964年,谢铁骊在拍完《千万不要忘记》之后,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——拍摄 《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》,正当他拍素材时,突然接到停止拍摄的通知,命令他立刻回厂学习,不久,“文革”便开始了。1967年,谢铁骊被从“牛棚”中解放出来,参加样板戏的拍摄。他说,“为什么专挑我去拍样板戏呢?一方面因为我拍过《早春二月》,上面觉得我还有一点艺术细胞;另一方面是我15岁就参加了新四军,尤其是我从来没有到过上海,江青最怕在上海呆过的人。”

 

他拍的第一部样板戏就是《智取威虎山》,原以为只是一个舞台艺术片,最多一个月就能拍完,没想到几乎拍了近两年。样片送审,不行,再拍,又送样片,又不行。谢铁骊曾经斗胆地顶过江青一次。江青说,你们到东北去,去看看大森林,选那里的大森林做拍摄背景嘛。谢铁骊说,哎呀,那杨子荣的马鞭子还要不要了,那么大的雪景还要不要去真骑马呀。一句话把她问愣住了,愣了几秒钟以后说,我让你们去试一试嘛。后来谢铁骊在无奈之下真的去了趟东北,也没解决问题。最后审查的时候,周总理、叶剑英、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去了。放映完毕,周总理、叶剑英鼓掌说:“这个好啊!”江青这才随着说:通过了。

 

就这样,谢铁骊先后导演拍摄了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龙江颂》、《海港》、《杜鹃山》和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。

 

“当时我也不客气,我说难道让海霞扑到指导员身上?那么小的一个女孩子,她来掩护指导员,怎么可能呢?为这事他们整了我很长一段时间。”

 

为《海霞》,上书毛泽东

 

 

在电影《海霞》中有这样一个镜头:炮弹飞来,指导员为掩护海霞,一下子扑到了海霞身上。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说这违背了“三突出”的原则,应该突出海霞,怎么能突出指导员呢?谢铁骊说,“当时我也不客气,我说难道让海霞扑到指导员身上?那么小的一个女孩子,她来掩护指导员,怎么可能呢?为这事他们整了我很长一段时间。”

 

不久,邓小平同志复出,亲自主持审查《海霞》后,才顺利通过。谢铁骊听到消息异常兴奋,摄制组的人拍手称快。北影厂开大会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及毛主席关于《海霞》的批示后,全厂沸腾了。《海霞》在全国公映,观众好多年没看到这么好看的故事片了,都感觉到很新鲜。一时间,片中那首抒情的歌曲到处传唱:“大海边,沙滩上,风吹榕树沙沙响,渔家姑娘在海边,织呀织渔网……”随着邓小平同志的第二次被打倒,《海霞》 问题又被翻了起来,谢铁骊又开始一遍遍地写检查。后来他终于无法忍受这种文艺专制,于是就发生了谢铁骊式的抗议——直接秉笔上书毛泽东,直抒自己心中的不满。他说,那在当时是一个严重的“政治事件”,甚至要付出坐牢的代价……

 

“本来定于1976年10月12日文化部要召开一个批判大会,把我和另外几位同志押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。结果10月6日 ‘四人帮’就被逮捕了,这样北大荒我也没去成。”谢老说完,爽快地笑了。

 

“现在有些影片我觉得太过于花哨,什么手法都用了。可是,看后什么都留不下。相反一些小制作的电影倒较为好看,因为摆不了大排场,就只能在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上下足功夫,这反而使电影好看了。”

 

我得保持住晚节

 

10年前,谢老80岁时就已经不拍戏了,他解释说,不拍戏倒不是因为自己年老和身体的原因,更不是要躺在曾经获得过的荣誉上,沾沾自喜,高枕无忧。不拍戏的原因是他一直在寻找着什么?他在寻什么呢?谢老摊开双手困惑而无奈地说:“每天除了必须做的事情外,所有能够支配的时间都是用来找剧本。目标主要是中篇小说,但是我看到的大多都不如意,连写偏远地区的都少不了用三角恋爱、乱伦当作料。而那些严肃而有深度、让人掩卷不眠的作品实在是太少太少了。”他不无忧虑地说,看到好东西他特别激动,创作的冲动马上就来了,可面临的资金又是个大问题。他说,当年想将郁达夫搬上银幕,但在筹措资金上屡屡碰壁,一位郁达夫家乡的官员竟然说,拍一个过去的人有什么用,我们还不如留点钱去装修厕所呢!谢老说,找上门来的本子也不少,但是质量都不行,这我绝不接,不管是什么关系、给多少金钱都不接。谢铁骊笑道:“我得保持住晚节,对得起党和人民给我的这份荣誉呀!”

 

他坦言:“现在有些影片我觉得太过于花哨,什么手法都用了。可是,看后什么都留不下。相反一些小制作的电影倒较为好看,因为摆不了大排场,就只能在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上下足功夫,这反而使电影好看了。”他感慨地说,电影应该肩负起它的社会使命,就像当年鼓舞着我们这代人的左翼电影一样。

 

谢铁骊耄耋之年的生活很有规律,他每天7点钟起床,出去散散步,安排一些社会活动,或者坐在客厅的老式弹簧沙发上读报,走进书房翻阅最新一期的《小说选刊》,戴着蓝色的老式帽子到附近菜市场买点蔬菜和水果。

 

谢铁骊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新中国电影历史的画卷之中,他的崇高精神,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。